原标题:再也很难拍出这样的电影了!

《红色恋人》的故事设定在抗日战争前,女青年秋秋爱上了共产党人靳,也因此投入共产主义怀抱。

为了革命信仰,秋秋毅然背叛自己的国民党干部父亲皓明,并因此入狱。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秋秋和未出生孩子的存活。

这样的故事设定看似是主旋律影片的标配,但《红色恋人》却并非典型主旋律。全片以美国医生佩恩的视角讲述秋秋、靳和皓明的故事,大部分对白都是英文,由中国香港明星张国荣来扮演共产党员靳,这些与传统主旋律格格不入的创作选择让《红色恋人》在红色题材中独树一帜。

然而,《红色恋人》真正的出众之处,在于对真实人性的还原。导演叶大鹰说,这部影片的灵感源于他在采访中搜集到的革命先烈感情故事。

很多片子在表现共产党人的时候就是英雄事迹,很少涉及到精神状况,只知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但他想展现前辈们的私生活和精神状况,这是建国以来很少触及的领域。

聚焦革命者精神世界的创作视角弱化了意识形态说教意味,建立起有血有肉、立体多维的人物。虽然革命信仰依旧占据重要份量,但《红色恋人》没有集体主义式的喊口号和硬拔高,而是凸显出个体在命运沉浮中的生死抉择,在情感和信念冲突中的灵魂搏杀。

它避免向观众强行灌输政治信念,甚至有意将个人情感置于信念之上。人物和情感的真实性和信服度始终是影片的首要追求。

叶大鹰(中)与梅婷、张国荣

在商业上,张国荣当然是第一卖点,但叶大鹰最初选择张国荣,更多是出于人物创作考虑。

他想塑造的共产党人靳不是游击队、武工队队长,不是五大三粗、张口骂娘的人,而是具有深厚修养、有过丰富经历的人。他的坚定与顽强隐藏在内涵当中。

叶大鹰如此定义靳,并不只是有意区别于传统红色人物形象,也是依托于真实历史。靳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在巴黎成为共产党人。在1920和30年代,法国确实是中共的重要海外基地,不少早期共产党员都有留法背景。

在气质上,张国荣的潇洒儒雅与靳的角色设定相得益彰。由他扮演共产党人看似不和谐,实际只是因为主旋律影片建立起的刻板印象已经遮蔽了真实的历史。叶大鹰的选角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对史实的追本溯源。

在行为动机上,靳也体现出与当年常规主旋律影片的差异。

他在巴黎与妻子相恋相爱,爱情是他投身共产主义的最初动机。妻子死后,他一直未能走出创伤,丧妻之痛支配了他片中的多个重要选择。他与秋秋相爱,是因为秋秋充当了亡妻的替代者。

靳最后的牺牲虽然带有烈士色彩,首要动机也是为救秋秋和孩子。相比英勇就义的共产主义战士,靳更像个为救爱人而死的普通人。

实际上,片中所有人物也都和靳相似,行为动机出于个人情感,而非意识形态。秋秋爱上靳而投身共产主义,与靳因爱情成为共产党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皓明虽然是转投国民党的叛徒,但也是被逼无奈,想保护妻子和女儿。美国医生佩恩从始至终的行为驱动力都是他对秋秋的爱。

无论隶属于哪个政治阵营,无论代表各自阵营做出多么崇高或残忍的事,每个人物都很难被定义为义士或恶人。正与邪的界限变得模糊,革命与背叛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被命运、信仰与人性的相互交战取代。

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大空的革命机器和叛徒模型,而是活生生的人做出的艰难人生抉择。

强化个人情感、弱化意识形态的思路也体现在重点场景的表现手法上。从情节逻辑上看,片中有两个段落最富戏剧性,也最能凸显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皓明背叛组织杀死同志,以及秋秋刺杀父亲皓明。如果换成传统主旋律影片,必定会大肆渲染戏剧冲突,突出叛徒的懦弱卑鄙、义士的大义灭亲。

然而叶大鹰却选择用低调克制的慢速镜头闪回展现,甚至隐去了场景中的大部分主干冲突。

慢速镜头和旁白配合,营造出一种深沉厚重的悲剧感,外化出皓明的内心挣扎,也消解掉秋秋刺杀父亲的大义灭亲意味。

靳的处决是影片的高潮场景。叶大鹰没有给靳安排任何临终台词或过激动作,只是展现他轻轻摇动死刑椅子,镇定地坐上去等待枪决。

枪响起的一刻,厚重抒情的慢镜头再次出现。靳倒地,禁锢全身的铁链在刺眼的阳光中飞扬而起。静谧中蕴含惊心动魄,内敛中映射辉煌悲壮,这比任何张扬夸大的表达都更能呈现出共产党人的勇气。

这一场景同时也有真实历史依据——叶大鹰是在参考瞿秋白就义时的情况设计靳的牺牲。

然而,靳的牺牲真的能被定义为就义吗?他临终前,内心当然着对革命信念的忠诚与希望,但这是否是他最重要的情感?整个行刑过程中,画面不断在刑场和秋秋生育场景间交叉切换。

前文说过,靳将秋秋视为亡妻的替代,她的生育也因此象征着靳与亡妻情感的重生与延续。通过交叉剪辑,影片暗示靳在临终时最强烈的内心情感实际是对亡妻的爱。

这是引领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根源,也是他最后的安魂曲。淡化烈士色彩,强化个人感情,才是交叉剪辑的根本目的。

即使将个人动机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共产主义信仰依旧是影片的一个重要层次,结尾的走向即是证明。

《红色恋人》打破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传统话语体系,但它要消解的并非主旋律本身,而是主旋律的固化手法。

它建立起个人和信仰两个层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而是相互支撑。正因为个体情感足够真实可信,革命者的牺牲才具备触动人心的感染力。

距离《红色恋人》最初公映已经过去二十五年。

当今,红色题材已经成为中国影视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但照本宣科的刻板印象和过度夸张的拔高表达依旧不时出现。主题大于人物的创作思路将人物符号化,也令主题丧失吸引力。

因此,如今再看《红色恋人》,更显出难能可贵的意义。

它那力求真实的历史还原,以人为本的人物塑造,潜移默化的表现手法,不但令人信服地呈现出人为信仰牺牲的精神,更挖掘出人性、命运与信仰三者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多层次、多维度、人性化的红色电影才真正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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