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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都能从这部现实主义喜剧中收获共鸣。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抛开影片紧贴“新主流电影”叙事的表层，还有一些细节非常值得玩味和咀嚼。

比如，影片叙事在两座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城市成都和上海之间来回切换。

两种不同风格样式地景的并置，背后却也是两种生活态度对立的隐喻：成都街市澡堂中的“土”，碰撞上海国际学校透露出的“洋”，方言土语遭遇时髦英文，主人公的遭遇和故事便在这文化差异的夹击下跌宕起伏。

有意味的是，黄渤饰演的雷大力原本并不是一个信奉“大力出奇迹”、擅长“鸡娃”的爹。从电影剧作的交代中我们得知，他原本的婚姻正是一次奇妙缘分的“错配”：一个澡堂按摩店的小老板，能够“高攀”上博士学历的妻子，正得益于他性格中的明朗、幽默与达观。

而相反，妻子却无法从高学历中收获快乐，她在高级知识分子父亲的严格管教、望女成凤中郁郁寡欢。即便后来成功地成为了医生，却不幸英年早逝，死于癌症。

一个医生，却救不了自己的命。疾病的隐喻，在此处传递出的意味令人感慨万千。

而令雷大力生活态度发生急转的压力，也恰恰来自上海，来自由王庆祥饰演的岳父，因为他希望把外孙雷小米从“巴适”闲散的成都带走，去魔都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也逼着雷大力走上了糟心不断、身心俱疲的“鸡娃”之路。

也就在这里，我们最终清晰地触碰到创作者在喜剧表层中暗含的沉重现实主义主题：阶层之痛。

于是，影片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一幕便出现在，雷大力带着小米在大雨中来到张钧甯饰演的小姨家洋房门前，他希望让孩子留在上海跟随小姨生活，获得更好的国际教育，而自己宁愿从儿子的生命中忍痛“退出”。

当电影演到这一幕时，我身边的女性观众已经止不住抽泣落泪。

从叙事技巧上看，《学爸》此处的处理属于颇为典型的古典女性情节剧设置。

它让我不禁想起金·维多的名作《慈母心》（又名《斯泰拉恨史》，1937）抑或是易文在香港“电懋”的代表作《曼波女郎》（1957）。

这两部片子中都有一个类似的核心桥段，即贫穷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光明未来，毅然牺牲自己的幸福而选择远离。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女儿摆脱“贫穷”阶层的标签，获得幸福、自信的生活。

不得不说，这种颇为苦情催泪的设置直到今天依然有效。尽管《学爸》用喜剧性的方式做了调和，把弥漫开来的苦味进行了修饰和调节，但仍让我隐隐感受到：黄渤在片中的角色，正相当于《慈母心》中的芭芭拉·斯坦维克，或是《曼波女郎》中的唐若青。

他是父亲，却也取代了传统苦情戏设置中母亲的角色，从而呈现中一种父/母同构（俗称“又当爹又当妈”）的特殊形象。

《学爸》中的妻子角色不幸早逝，只以一张面貌模糊的照片进行呈现，却作为一个受到压抑教育的受害者，从未在电影中消失。

她表面的优秀、富裕阶层、受人尊敬的职业，传导给雷大力的却是难以言说的压力，并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以张钧甯（小姨）的知性形态“魂兮归来”——

对此，我们不禁会想，如果她还活着，她是否会忘却自己的痛苦源泉，而成为另一个为了孩子不择手段、却充满悲情的万茜抑或闫妮呢？

这是《学爸》中没有表现、但真正令我思索良久的地方。

正式通过这种古典情节剧的设置，影片将社会问题的症结清晰指向国人“择校难”背后的阶级固化问题；而影片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亦是通过情节剧的“报偿”机制实现了暂时的解决：

雷大力把小米带回了成都，政府也适时进行了教育改革缓解了“择校难”的问题（以呼应国家提倡教育公平、共同富裕的时代精神）。由此，家、国、人等多维度元素最终实现了和谐相处，也凸显了影片“新主流电影”的底色。

不过我仍在想小米未来的人生。

尤其当现实中，我也有一个儿子。我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惭愧且坦白说，时常以工作之名逃离了，教导的责任和压力“责无旁贷”地转移到孩儿他妈的身上。如果我是雷大力，又会表现如何呢？

《学爸》是一部喜剧，更确切地概括，它是一部很切中我们中年人要害的严肃喜剧。

我坚信，它所能引发的震荡和回响，理应是深刻而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