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前26集的魅力不仅在于它塑造了有完整成长历程和心路历程的强大反派，让正邪之争不再儿戏，更在于它深刻的现实主义。

在严肃、完整、甚至残酷的现实主义演绎面前，“正义”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条条生命的献祭；“邪恶”不再是装腔作势的脸谱，一击即穿的破绽，而是盘踞于社会每个角落阴魂不散的空气。

《狂飙》的扫黑和反腐并不空洞歌颂情怀和高喊口号——黑夜愈深，才显得白昼愈光明可贵。

鱼贩时期的高启强

我们必须从高启强讲起。《狂飙》大胆地用前12集扎扎实实地塑造了比《黑冰》之郭小鹏、《征服》之刘华强、《人民的名义》之祁同伟更复杂的犯罪分子形象。

老实本分、甚至有点儿懦弱麻木的鱼贩高启强真正卷入犯罪活动是源于一场意外——徐雷之死：高启强应唐氏兄弟的邀请去讨债，而徐雷却触电而死。

既非“杀伯仁”也非“伯仁因我而死”的高启强，恰好不好出现在现场、又有动机、还被摄像头清清楚楚拍下的高启强，如何自救？在观众的全知视角里，他或许仍能选择自首并寻求警方保护。

但在高启强本人的视角里，这个选项绝不可行——他或许能逃避警方追责，却注定被徐雷之子徐江认定为杀人凶手，搞不好出了警局就会被敲晕然后陈尸荒野。

与此对照的是，唐氏兄弟误以为他杀人后，一改往日威风，战战兢兢，毕恭毕敬，心悦诚服。

这或许让高启强意识到——有时，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力量（如金钱、人脉、暴力），而是恐怖，在形成震慑。保命的需求交织着对力量的渴望，他由是周旋于警方、徐江和周书婷三种势力之间，灵活取为己用，最终接手了后两者的势力。

尽管犯罪学家始终在寻找某些“犯罪基因”，但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者并非天生邪恶，也并非出于某种无端的激情，《狂飙》所耐心刻画的是恶念如何在种种社会因素甚至偶然因素的交织下悄然萌生，又如何“发展壮大”——

高启强首次进局子称得上某种自卫，但随后我们看到，法律似乎并不能庇护处于完全弱势地位的他——正直的民警安欣和李响为了改善他的境况，必须搬出安欣的关系来威吓唐氏兄弟。

而高启强顺势狐假虎威，暗示自己与安欣乃至市公安局领导的关系，虽然被一些观众解读为“心术不正”，也绝对称得上一种生存策略。——安欣和李响不可能时时在他身边，而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个市场求生。

只是他与唐氏兄弟暂时均势的“化敌为友”最终因徐雷的意外死亡而强化。在徐江的死亡追杀中，他完成了“黑化”。这场意外死亡堪称《狂飙》的神来之笔。它冷酷地指向生存的真理之一——人的命运在大多数时候由随机的、偶然的因素塑造。

正如出狱后四处碰壁的老默，若得到的关怀是来自安欣或任何人，而非高启强，或许便不会走向不归路。

杀手老默不多的戏份代表了与高启强“白手起家”故事相反的另一种现实——尽管人们戏称发财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但犯罪不能改变命运。高启强的故事只是个例，为人牛马，为人棋子（弃子）才是大多数人的命运。

2006年部分开始时，高启强和唐氏兄弟已是香车宝马，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盈，看来一朝发迹的高启强确实不忘提携“兄弟”。直至老默再次出现。

观众惊诧：他依然如此贫穷，怎么高启强不提携他？——老默还在给高启强交租，甚至不能为女儿买个好的音乐盒。

虽然我们可以解释为杀手不能挥掷钱财抛头露面，但仅就电视剧呈现的内容看，其生活情形不佳，与他为高启强提供的服务和所冒的风险比简直“不值得”。

然而，犯罪团伙中这样权力结构和资源分布，正是现实。

本世纪初，早有社会学家研究芝加哥的贩毒团伙后指出，尽管贩毒团伙的高层积攒巨额财富和权力，但奔走在“一线”的、提着脑袋干活的基层马仔赚到的钱甚至比不上在麦当劳打工。

而他们如此选择，正因为没有选择。正如哥谭市富人居住在治安良好、路不拾遗的社区，而穷人日日受各种犯罪团伙的压榨。底层人士的犯错成本极高——一步走错便不可能翻身，一不小心便坠入犯罪深渊。

但那只是另一种悲惨故事的开始。任何一根手指就能将他们苦心经营的生活碾碎。正义和安全过于遥不可及，在各种势力下仰人鼻息求生是日常。

《狂飙》中以多个出场只有寥寥几笔的小人物的命运，反映了这一深渊连着深渊的现实：

因独子有精神障碍而一把年纪还在工地搬砖的老汉被老默推下楼坠亡；为父报仇心切的独子李青也不免为人利用而被击毙；公司经营陷入危机的石磊在银行贷款部经理的建议下借了一笔高利贷，随后无法自拔；甚至被市委书记青眼有加的王力也因欲竞争电力局副局长，被当街枪击警告，急流勇退以保命。

甚至在黑色人物中，我们也发现了值得唏嘘的人物轨迹——当家境贫寒的程程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或许以为那是命运的转折点。

但此后在建工集团的攀爬只是将她引向牢狱和死亡。《狂飙》在程程下线时似乎颇有同情地设置了这场闪回。

这些角色的命运对照刻画了黑暗和罪恶无处不在的现实，正如京海市络绎不绝的犯罪集团——走了徐江，还有陈泰；陈泰集团被肃清，不过是高启强集团的投名状。如果哥谭市不天降蝙蝠侠，京海市不天降调查组，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都无人过问。

这些支线不动声色所揭示的社会现实正是“正义”的遥远和昂贵，以及普通人生命的廉价。

而对天降调查组的刻画，最终构成了《狂飙》的另一重现实主义：

在《人民的名义》中，人们津津乐道地猜测侯亮平的妻子钟小艾的背景，并认为她才是侯亮平能在京州搅动风云还全身而退的原因。

在《狂飙》中，三任刑侦队长曹闯、李响、张彪分别涉黑而死、卧底而死、涉黑被捕，与主角安欣形成颇有意味的对照——安欣能挺到2021年调查组入驻京海市而被起用，何尝不是因为他与安、孟两位领导的关系和后者的保护？而陆寒，这位被张彪直言很像安欣却无背景的头铁警察，则在办案中被犯罪分子残酷报复。

由此，《狂飙》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难题：如何保护我们之中那些正直的人？

安欣的影子人物陆寒

《狂飙》甚至为安欣安排了两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调查员。当这两位黑白无常质问被强盛集团暴打后接受了市中心的大房子而放弃举报的老夫妇——“一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吗”时，安欣会示意他们闭嘴而离开——他了解民生疾苦。《狂飙》也有剧情显示，两位涉黑警察张彪和杨健的堕落，与家人受到威胁有关。

可惜，在“为何犯罪络绎不绝”的问题面前，连最通民情、最有同情心的安欣最终也不免批判昔日战友“因为你没有守住底线”。这里，《狂飙》点出了扫黑除恶的真正难点：如何才能让正义不再只寄托于某种职业“底线”？

在职业之外，人们面对的往往不是“黑与白”的原则之争，而是生死之争。由此，《狂飙》从结构性的角度反思了腐败和犯罪问题——“正义”如何抓住那些在多重困境中挣扎的小老百姓？

在这个意义上，《狂飙》是沉重的。它勇敢地拍出了精神几乎崩溃又草草死亡的李响，举报无门后尸骨无存的谭思言，以及残了胳膊、蹉跎半生、形单影只的主角安欣。

李响和谭思言的死亡甚至被交代得极为草率，仿佛在提醒观众一个无情的事实：尽管我们总希望理想主义英雄能“重于泰山”，但现实中，他们的牺牲往往轻如鸿毛。

而活下来的安欣等待了正义从天而降，代价是一无所有，并伤害了爱人。这就是正义的昂贵。《狂飙》一点也不爽剧，它令人憋屈，因为它是现实。

在2021年部分，正义终于得到伸张，冤魂或许得到安息。在这一部分，《狂飙》并没有很好地收束整个故事：2021年的强盛集团敛财手段和反侦察能力并未升级，在调查组来势汹汹时，唐小龙还在横冲直撞，自己送出犯罪证据。

老谋深算的高启强除了雇凶砍自己，还走公司账目打款杀手外，似乎也没下出好棋。而安欣甚至没有调查，便火眼金睛看出高启强的苦肉计。而愿意为非亲生的黄瑶只身面对杀手的高启强又如何会无法查出杀妻凶手，进而雇凶袭击亡妻独子呢？尽管调查组有料事如神的安欣坐镇，但在扫清外围后，始终无法掌握高启强的犯罪证据。

最终，强盛集团的土崩瓦解仿佛只是由于两个孩子（高晓晨和黄瑶）的反水，一个狂躁少年不遗余力坑爹，一个不忘初心终于复仇。调查组的胜利似乎是“捡漏”。核心证据原来一直躺在办公室保险柜里。只是到最后一集才仿佛要赶剧情般轻而易举地被交出。

这些逻辑硬伤软伤令人遗憾。正因我们能感到创作团队对每个角色倾注的情感和能量，才会为他们的草草收场感到惋惜。

细心的观众或许已结合戏里戏外给出的线索给出了《狂飙》“烂尾”的多种解读。《狂飙》也允许观众结合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感知想象故事的多重可能性。

在《狂飙》的结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女性黄翠翠保留的证据终将侮辱与损害她的人送进监狱，安欣那没能感化高启强和老默的善意孕育出不慕富贵，心向正义的黄瑶，罪恶滔天的高启强也在死亡面前体会到了他加害过的人体会过的恐惧。

《狂飙》结尾的故事或许在戏剧设置上有诸多遗憾，却也不算太糟——它提供了光明和希望。